其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监察、御史、弹劾、谏官等方面的制度，其中不少制度在历代反腐保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研究报告》在总结职务犯罪预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深刻领会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形成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预防机制这个治本之策，坚持源头治理，正确处理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的关系，强调通过制度反腐，建立常态化、科学化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出‘筑牢权力之笼必须坚持‘零容忍的反腐理念;必须牢牢把握预防工作法定职责，把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与查找制度漏洞有机结合;必须推动预防工作法治化，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或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从职能和工作层面使预防工作的责任主体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在充分发挥公共权力正能量的同时，强化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古今中外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正是权力的两重性才决定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整套严密规范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入 江必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反腐败 国家治理 。就此层面而言，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不仅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全面加强反腐败斗争的系统工程。

人民之所以需要拥护、承认或默许公共权力，是因为权力可以保护权利，维护公益。古往今来，公共权力在给人类带来诸多利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的灾难。或许有学者会认为，只要采用确定故意说一一该说主张只有在帮助者明确认识到被帮助者具有犯罪意图时仍然提供帮助才能对该中立帮助行为进行处罚，就能够避免这种误判现象的发生。

在这种背景下，折中说强行将主观说阵营中的某种观点和客观说阵营中的某种观点拼合在一起，不仅无法解决主观说和客观说各自面临的理论依据问题，相反还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例如，五金店店主可以将螺丝刀置于自动售货柜中出售，这样就无需与购买螺丝刀的顾客进行任何交流，当然也就没有机会被动地知道对方的犯罪意图。导致网络犯罪的大幅增加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对网络犯罪的刑罚威慑不足。法益概念可以分为实质的法益概念（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和形式的法益概念（方法论的法益概念）。

也就是说，从整体上看，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能够有效地阻止帮助者向正犯提供帮助。为了与一个可能有犯罪意图的人完成交易而承担被刑事侦查的风险，对于帮助者而言，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33社会相当性说与其说是一种限制处罚说，毋宁说是一种全面不罚说。因此，不仅在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的背景下，其预期收益小于预期成本。首先来看其对网络服务商的负面影响。（二）客观说及其反思 客观说试图从客观构成要件的角度限制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

2.刑罚的必要性分析 刑罚的收益是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刑罚的有效性、刑罚的必要性三者之间的乘积。第一种情形是，帮助行为与正犯行为形成客观上的一体化时，帮助行为欠缺独立的社会意义。正是因此，很多学者批评《刑法修正案（九）》所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过分扩张了刑事处罚的范围。但是，考虑到刑罚是对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限制与剥夺，是一种成本非常高的惩罚措施，刑法需要保持谦抑性。

早期的网络犯罪主要表现为前述第一种形态。例如，借助技术手段，网络平台服务商可以从在其网络平台上发布的诸多信息中筛选、识别出违法犯罪信息。

反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具有犯罪意义上的关联。也就是说，刑法处罚中立帮助行为，能够有效地阻止帮助者向正犯提供帮助。

在普通的片面帮助犯场合，正犯完全不知道帮助行为的存在。其三，由于网络犯罪发生于网络虚拟空间之中，帮助者与正犯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不在同一个国家，相互之间可能并不认识，对犯罪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也可能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能抓获实施帮助行为的人而不能抓获实施正犯行为的人的现象。但实际上，将店主卖刀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可能更为妥当。从政策效果的角度看，如果刑法只是要求帮助者在被动地知道被帮助者的犯罪意图时拒绝提供帮助而并不要求帮助者主动审查被帮助者是否具有犯罪意图，那么帮助者完全可以通过减少甚至是杜绝被动知道被帮助者犯罪意图的机会来规避法律责任。与主观说和客观说相比，根据折中说所划定的可罚的中立帮助行为的范围会更为狭窄。一个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具有犯罪意义上的关联，取决于该帮助行为对于被帮助者而言是否具有犯罪之外的独立意义。

由此可见，在如何限制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的问题上，主观说难以成立。由此可见，德国刑法并不要求帮助犯与正犯之间具有犯意联络。

另外，将所有的业务性中立帮助行为一概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可能在结论上也过于绝对了。按照公开的职业准则所进行的行为，具有职业的相当性，因而不构成犯罪。

实际上，无论是讨论自杀的社会成本，还是讨论对自杀进行刑事处罚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其实都是在讨论对自杀进行刑事处罚的收益。将上述两个案件进行对比不难发现，正犯实施犯罪行为的紧迫程度会影响中立帮助行为的不可替代性，进而会影响刑罚的有效性。

在这段时间里，某甲或许能够平息自己的怒火，打消自己的犯罪激情。又如，某甲杀人之后逃至好友某乙家中，要求某乙还钱，某乙猜到某甲杀了人并且需要钱逃跑，仍然将钱还给了某甲（以下简称还钱案）。所以，本文在这里所说的被帮助者，是指那些试图寻求帮助的人，不仅包括事实上获得了帮助的人，也包括那些实际上未能获得帮助的人。一旦帮助者与正犯之间存在犯意联络，帮助者便归属于加害人一方的阵营，无法处于中立的状态，其行为当然也就无法成为中立的帮助行为。

其次考察日常性的中立帮助行为。这反过来进一步说明了，上文所确立的成本一收益的分析思路是妥当的。

根据这一原则，在确定行为人（主要指司机）注意义务的内容时，应当将其他人（主要指行人）是否遵守交通规则考虑进来。只要罪犯不把钱借给他人，等到其逃跑时，自然无需找他人还钱。

从理论逻辑的角度看，如果说帮助者在明知对方有犯罪意图的情况下提供帮助的行为构成故意的帮助犯，那么，在一般人都能够知悉被帮助者的犯罪意图而帮助者却因自己不够谨慎而未能察觉被帮助者的犯罪意图的情况下，其帮助行为很有可能会构成过失犯罪。例如，在前文提及的饭店案中，饭店老板为客人提供饭菜的行为欠缺不可替代性。

类似的，在边沁所列四种不能施加惩罚的情形中，第一种、第二种、第四种情形是针对刑罚的收益而言的，而第三种情形是针对刑罚的成本而言的。例如，一个饭店老板明知客人打算在吃饱饭之后实施一个对体能要求很高的犯罪行为，仍然为其提供了饭菜（以下简称饭店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欠缺犯罪意义上的关联。关于信赖原则的法理依据即其何以成为排除行为不法的事由，学界存在社会相当性理论、容许性风险理论、风险分配理论等学说之争。

相应地，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具有很强的刑罚目的合理性。本文认为，网络中立帮助行为自身的一些特征决定了，刑法处罚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既有很强的刑罚目的的合理性，又有很强的刑罚的有效性，而且还有很强的刑罚的必要性。

但是，对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而言，并不是越小越好，而是越合理越好。他认为，如果中立的帮助行为本身具有独立的社会意义，则禁止将正犯行为及其结果回溯到此前为正犯行为提供了帮助的中立帮助行为。

但是，如果帮助者的帮助行为欠缺犯罪意义上的关联，那么就不构成犯罪。德国学者雅科布斯主张用溯及禁止理论来限制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范围。